下午五點半一到，喬家大院開始閉門謝客。從景區入口到喬家大院堡墻根下的“國保碑”，中間除了隔著一個游客中心，還包括一條足有三百米長的游客通道，這是喬家大院昔日作為5A旅游景區的標配。

新修的“喬家大院”牌樓氣勢磅礴地立在208國道一側，背后是一片開在仿古建筑群中的商鋪，正對面則是北京燕京啤酒(晉中)有限公司的廠房，屬于祁縣經濟開發區，緊靠著喬家大院所在的東觀鎮。這些景觀共同見證著這片土地過去數十年來發生的變化。

從高空俯瞰，如今的喬家大院有點“遺世獨立”的味道——除了東邊的游客中心和商業廣場，其他三面均是拆遷后長滿了雜草的土地，房基在其中若隱若現，灰色護欄把守著邊界，讓人無法進入，也難以窺探。

2008年太原理工大學建筑學院的調研數據顯示，喬家大院所在的喬家堡村總建筑面積148057平方米，其中喬家大院所在的民俗博物館4175平方米，位于村莊中心位置，占比2.8%;傳統風貌區(含需整治)面積占22.7%，而風貌區外上世紀70年代之后的建筑面積則占74.5%。自2013年起喬家堡村開始整體搬遷，到2017年宣告完成，喬家大院終于失去了它長久以來的拱衛，徹底暴露在了時代的浪潮之中。

誰的喬家大院？

喬家大院的“裸奔”是過去十多年以來旅游開發和整治的結果。它最近一次得到關注，同樣與旅游相關，于去年7月31日被文旅部摘牌5A景區。旅游，建構起了人們對于喬家大院的想象與期望。

2014年前，喬家大院所在的喬家堡社區還叫喬家堡村，是一個以喬氏為主的血緣聚落。除了喬氏兄弟精美的宅院，過去，那里還有廟宇、宗祠、書院、商鋪、戲臺、水井、古槐等。

我們現在說的喬家大院，狹義上指的是清代著名晉商喬致庸及其后人修建完成的“在中堂”，2001年它憑借突出的古建價值被確定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廣義的喬家大院，還包括2008年后陸續修繕復建的寧守堂、德興堂、保元堂和喬家花園(簡稱“三堂一園”)，位于在中堂的北側和西側，歷史上其他堂歸屬于不同的喬氏支系。

新中國成立后，喬家大院歸公，1966年后長期作為中共祁縣縣委黨校使用，1984年政府下文將其改為祁縣民俗博物館和文物管理所，開始全面整修和維護保養。1986年民俗博物館正式開館，旅游興起。2008年，祁縣政府試圖將已經列為國保單位的喬家大院經營權入股新成立的旅游公司，鬧出“賤賣喬家大院”一事，最終被省政府批復違反《文物保護法》，此后，祁縣國資委控股成立旅游公司進行經營管理。

2015年，喬家大院景區再度改制，山西本地一家民營企業投入大量資金入股旅游公司，負責“三堂一園”及景區的改造運營，公司由國有控股變為國有參股，喬家大院的旅游開發進程加速。在中堂則繼續由喬家大院民俗博物館管理，屬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令人玩味的是，“喬家大院”的商標權既不屬于政府也不屬于這家旅游公司，而是由喬家堡村原村支書喬俊海在2004年注冊，現屬于其女喬安琪擔任法定代表人的一家旅游公司。

短短幾十年的旅游發展歷程，讓喬家大院的歸屬變得異常復雜。孤堡般的喬家大院，已經很難再讓人將它與歷史上的喬家堡村聯系起來，它已在傳統的歷史環境中失去了位置，無法再用村落的肌理去度量，原有的社會結構也被一并瓦解。它雖然是國保單位，但涉及到諸多管理主體和利益相關方，包括各級政府、市場和個人，是不同需求的投射。旅游的標簽深深地印刻在它的身上，但對于游客來說，過度的商業化和同質化，導致喬家大院已經失去了吸引力。

“掉隊”的遺產保護

中國傳統村落由住建部聯合其他國家部委頒布，旨在對傳統村落實行整體保護，力圖兼顧傳統建筑、村落格局和非遺等保護對象，要求統一編制保護規劃。2013年，喬家堡村入選第二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也就在同一年，喬家堡村開始整體拆遷，喬家大院周邊的民居、古樹與寺廟成為被整治的對象，以適應于旅游發展的需要。

2016年住建部等七部局發布《中國傳統村落警示和退出暫行規定(試行)》，其中第十七條規定，“整村撤并的或整體遷出原住民后搞旅游景區景點整體經營開發的，直接予以退出”。從2011年開始申請5A景區，到2014年成功驗收，再到2019年被摘牌，喬家大院的旅游已經走了一個輪回。

如今打開“中國傳統村落數字博物館”官網，喬家堡村仍然登記在冊，并未受到任何警示或除名的通告。今年5月，住建部發布通知，要求各地在年底前完成中國傳統村落的掛牌工作，不知道這塊70×50厘米的標志牌將懸掛在喬家堡的哪個位置。

2008年編制的喬家大院國保單位保護規劃，明確將在中堂劃為重點保護區，并增劃了一圈一般保護區，設置了29.3公頃的兩類建設控制地帶，里面囊括數棟保護類建筑。通常，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規劃應根據保證相關環境的完整性、和諧性的要求劃定或調整建設控制地帶，對相關建設活動進行體量、高度、色彩等指標的管控。

喬家堡村的“一拆一搬”，倒是讓人暫時無需擔憂私搭亂建對文物環境的破壞。2017年上半年，喬家堡的拆遷工作已經接近尾聲，祁縣政府和旅游公司準備在喬家堡村原有的900畝土地上謀劃新的旅游項目。國家文物局在同年7月沒有同意其報批的《喬家大院周邊環境整治與保護利用方案》，認為該利用方案存在損害村落形態和村民利益的風險，而從程序上來說，現在的文物(村落)環境與原來編制文物保護規劃時相比，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原有的管控標準已經失效，因此首先需要對保護規劃進行重新修編。換言之，對文物環境的破壞已經成為既定事實。

看起來，遺產保護工作又掉隊了，這究竟是因為文物保護部門的弱勢，還是特定社會經濟條件下必然的結果?

2005年，ICOMOS(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中國西安通過了《關于歷史建筑、古遺址和歷史地區周邊環境保護的宣言》(下稱《西安宣言》)，認為遺產本體與其周邊環境具有密切關系，除了視覺環境外，還包括過去和現在在周邊發生的社會和精神實踐活動、傳統習俗等非物質環境，二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地方性文化的整體。2008年，ICOMOS通過《關于場所精神的魁北克宣言》，進一步補充了《西安宣言》，提出由物質與非物質元素共同構成的場所精神，它由不同群體共同建構而成，具有多重意義，而傳統文化群體一般最為了解它、最具資格捍衛它。

鄉村振興需要怎樣的文化傳承？

在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應該更積極地尋找解決鄉村問題的辦法，但是有些老路、錯路要規避。

名為整治實為拆遷的遺產保護手段，背后一方面是經濟利益暗流涌動，另一方面“一刀切”的工作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這種風氣。像喬家大院一樣傾注大量資金和資源的做法，或是大的政策變動，這種大規模、高強度的干預，往往會對一個村子原有的自然和文化生態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一旦失去，很難再挽回。

遺產保護實踐首先是一種文化傳承，其次才是經濟、政治、社會活動。用后者的標準去評價和衡量前者取得的效果，也是許多鄉村遺產保護或鄉村建設的實踐者最容易感到氣餒的一點。

鄉村社會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從任何一個角度切入都有局限性，正如喬家大院靠旅游不可能解決社區發展的所有問題，其他領域或專業也不能將各自的效用和責任無限放大。

除了用“摘牌5A景區”來衡量喬家大院的旅游發展得失，還需要能對它的遺產保護和文化傳承進行評價和管理的體系，這個體系同樣需要有一定的約束力和影響力，需要更加明確的獎懲機制和權責體系，根本上是要避免將文化傳承異化為其他活動的附庸。新近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草案)》，“文化傳承”單獨成章，其意義可見一斑。

在舊城改造或城市遺產保護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拆真造假、拆舊建新的負面案例，即便到今天，打著文化復興和遺產保護的旗號重建古城、古街的項目仍然在各地涌現。周圍拆得干干凈凈的喬家大院，是這一模式在鄉村的翻版。人們常常忽略，大院固然標示著身份與地位，但它本質上孕育于鄉土社會。

鄉村振興不是讓鄉村成為“城市人的后花園”，鄉村文化也不是城市文化的簡單復刻，不能以旅游人氣作為其成功與否的標準。當年晉商長期在外謀生，留婦孺老人在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鄉村的空心化，但是由于資源的有效反哺，并未妨礙鄉村社會的穩定發展和鄉村文化的代際傳承。

鄉村振興不能要求所有的村子都“火”起來，但是可以在以村民為主體的原則下，增強政策的靈活性，達到資源“返鄉”的目的，從而以一種更加溫和和可持續的方式實現文化的傳承。